前两天看豆瓣上一条被转播的关于母乳喂养的广播颇受到争议。这里并不是想就那条广播多说什么，只是由此想到曾经读过的一篇论文：Why Mammals are Called Mammals: Gender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Natural History（为什么哺乳动物叫做“哺乳”动物：18世纪自然科学中的性别政治）。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哺乳动物叫做“哺乳”动物？为什么要以“乳房”和“哺乳”来命名一种动物，而非比如：长毛类动物，圆耳类动物等等。有兴趣的话可以在Jstor上搜这篇论文。我这里感兴趣的是这篇论文中，详细地梳理了欧洲文化中，关于女性乳房和母乳话语的变迁（当然，这也是哺乳动物被叫做“哺乳”动物的文化政治原因所在）。
文化上来说，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女性在身体和智识上低于男性的一个原因就来自女性有乳房。乳房这个女性器官被认为非常animal-like（动物性的），产出乳汁的女性乳房更被认为与动物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犹太教的传统中（Judaic traditions），女性的月经和生育，被认为是肮脏的，受诅咒的，动物性的。
这种女性的形象被认为是低于（男性）人类的（因为更接近自然），同时又是高于（男性）人类的。在基督教传统中，母乳被看作为身和灵提供养分，在中世纪的时候，圣母的乳汁被认为是治愈的良药，是慈悲的象征。12世纪的时候，母亲的意象和哺乳也延伸到教父身上，神父们被鼓励去“哺育”（“mother”）他们管辖内的灵魂。一些小众的宗教思想认为母乳可以传授知识，例如智慧的化身Philosophia-Sapientia，用她的乳汁传授哲学家以智慧和美德。
（PS: 乳汁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也出现在中世纪手抄本上，随便搜一下mediveal manuscript就有）
母乳同时也被认为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比如可以治疗耳聋。在16世纪德国，母乳被用来堕胎。在法国的一些地区，母乳被用来治疗耳朵疼，发烧和溃疡。母乳还被认为有起死回生的功效，例如传说中16世纪帮助原著民对抗西班牙统治的牧師Bartolome de Las Casas，因一位原著民女性的母乳而起死回生。
理想化的乳房形状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迁。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时期，上流社会所崇尚的古典美学的理想乳房，是没有被使用过的乳房，因此妇女们都避免母乳自己的孩子。欧洲富裕阶层的女性大部分不会亲自哺乳孩子，而是雇佣奶妈。奶妈们被认为更接近“自然”，她们来自农村，海外殖民地，或有非洲血统。即便到了18世纪晚期，女性开始母乳自己的孩子，对乳房形状也有严格的要求，中等大小，橢圓形，乳頭小但隆起的乳房被认为能产出最优的乳汁。
18世纪末期，在一些医学著作中，乳房被色情化，并改变女性的着装。18世纪末女性的流行服装追求展现出女性乳房和乳头的形状。而在立法者眼里，比如卢梭认为，女性摇摆着乳房以炫耀她们培育国家未来儿子的新力量。到了19世纪末期，人类学家分类研究殖民地女性的乳房形状，但无论什么种族，此时的理想乳房都是年轻和处女的。
在政治方面，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是重新构造养育孩子和女性的生活，将女性塑造为母亲，妻子和公民。虽然启蒙运动的口号是众“人”天生平等，但中产阶级妇女在国家中是不算为完整的公民的，不算在“人”之内的，而是在家中的赋予新的权力的母亲。
18世纪十分流行奶妈哺乳。欧洲人无论什么阶级，都会把孩子送到乡下奶妈家哺育，这导致婴儿的死亡率很高。此时很多国家都面临着一方面害怕人口减少，一方面为了军事和经济发展需要劳动力的问题。例如1707丹麦出台法律鼓励妇女多生孩子，法国路意十四时期的医生Joseph Raulin呼吁孩子是“国家的财产，王国的荣耀，帝国的吉祥。”对国家来说，最简单直接的提升人口数的方式是通过对妇科医生和接生婆，以及最重要的，母亲，的训练，来降低婴儿的死亡率。
对母乳哺育和教育的宣传最首要的一点，是宣传奶妈违背自然规律。大自然，作为一个“温柔和孕育的母亲”，赋予女性生育的职责，违背大自然的法规对母亲和孩子都不利。18世纪的医学著作中认为由另一名妇女护理的新生儿被剥夺了母亲的初乳，这对于清除孩子的胎粪至关重要，并且大多数奶妈来自贫困阶级，他们的不良生活和饮食习惯，酗酒等会产出不良的乳汁，对婴儿的健康造成危害。18世纪启蒙时期的反对奶妈哺育的宣传认为女性应该遵循动物的习性，自己哺乳自己的孩子。
废除奶妈哺育的企图，同样来自对医学，尤其妇产健康的科学化，理性化，并试图让男性医生替代传统上女性在这个领域的职责，例如反对接生婆，取而代之的是男性妇产科医师。
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来说，自然法则同样作用于社会规则。医学的权威，法律系统和流行文学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对母乳喂养的兴趣。例如卢梭的小说《Emile》中描写道，18世纪末期，母乳喂养在法国上流社会成为一种流行。在法国和德国，著名医师倡导通过法律强制健康的女性用自己的母乳哺育婴儿。
除了医学和法律之外，反对奶妈哺育的倡导者们还道德化妇女，让她们作为一位关爱的母亲，回归到“正确的”位置。有人劝导妇女为了孩子牺牲一点点自己的美。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卡尔·林奈，认为妇女为了不自己母乳婴儿找的理由，例如没有足够的奶水，自身健康的原由，家务繁重等等，都是“借口，” 而真正的原因是妇女不愿意牺牲她们与丈夫的性生活（当时认为母乳期不能有性生活），而卢梭甚至毒舌道，上流社会的女性把孩子塞给奶妈，不是回到丈夫的床上，而是回到都市的娱乐中去。
卢梭甚至认为，妇女拒绝母乳自己的孩子，是国家堕落的原因：
“Everything follows successively from this first depravity. The whole moral order degenerates; naturalness is extinguished in all hearts.” The bond between mother and child created through maternal nursing was idealized as the basis of civil society, fostering love of sons for mothers, returning husbands to wives. The infant was imagined to imbibe with breast milk the mother’s noble character, her love and virtue. “Let mothers deign to nurse their children,” Rousseau preached, “morals will reform themselves, nature’s sentiments will be awakened in every heart, the state will be repeopled.”"’ l For the enlightened of Europe, the breast symbolized the synthesis of nature and society, the bond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public worlds."
意味深长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当革命者们聚集在袒胸的自由女神之后时，女性的乳房却变成了女性只属于家庭的自然符号。法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将乳房作为一种自然的标志，认为妇女应被禁止公民身份和行使公共权力。巴黎公社的官员Pierre-Gaspard Chaumette曾说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允许放弃一个人的性别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女性放弃照顾家庭和孩子的职责，走到公共场合来，到议院聆听讲演的？大自然是给了男性主内的职责吗？她（大自然）给了我们（男性）乳房哺育孩子吗？”1793年标志着妇女对公民身份的要求受到的压制，也是共和党妇女形象的转折点。在公共形象上，妇女不在是自由的化身，而更多地扮演着母亲的形象。
以上是对Why Mammals are Called Mammals: Gender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Natural History这篇论文，关于女性乳房和母乳历史上的争论和变化的总结。这篇论文并非告诉我们要赞成或者反对母乳，也并非在批判科学研究/医学研究上母乳的问题。而是让我们意识到，婴儿吃妈妈的乳汁成长，并非是自然而然的事，并非从来如此，而是因为政治文化的原因，结合科学研究的产物。
可见，无论是母乳还是非母乳，女性的身体都曾不属于自己。女性被写入国家的大的历史之中，女性被放置在（男性所认为的）“正确”的职位上，赋予“正确”的责任。似乎天赋人权一样，女性也是天赋母责。这种女性形象和社会位置的塑造，到了20世纪的东亚，结合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西化和现代性，变得更加复杂。